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BowelDisease，IBD)，由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Colitis，UC)和克罗恩病(CrohnsDisease,CD)组成，是一种慢性全身炎症性自身免疫病，其特征是肠道炎症、组织损伤、腹痛、频繁/持续性腹泻、体重减轻、直肠出血、疲劳等。
克罗恩病(CD)是一种原因不明的胃肠道慢性肉芽肿性疾病。可累及从口腔搭到肛门的各段消化道，但多见于回肠末端和临近结肠，病变成阶段性或跳跃式分布，为全层肠壁性炎症。其结果除了全身性并发症外，节段性的肠梗阻，或节段性的全层肠壁炎症导致局部穿孔，并形成局部慢性脓肿及与外界相通的窦道，最终都需要多次手术干预。
溃疡性结肠炎(UC)是一种原因不明的直肠和结肠的慢性炎症性疾病。病变主要累及大肠黏膜和黏膜下层，直肠和远端结肠是最常见的受累部位，但病变严重时也可累及全结肠及末端回肠。部分病人因炎症加重而引起结肠穿孔，危及生命。
IBD无法彻底治愈，溃疡性结肠炎患者80%会慢性复发，克罗恩病的复发率更是接近90%，炎症性肠病又被称为“绿色癌症”“不死的癌症”。二者都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危及生命。然而，普通民众对这一疾病知之甚少。
从罕见病到常见病
IBD最早发现于西方发达国家，过去数十年来UC及CD发病率均呈上升趋势，到21世纪初达到最高水平，欧美患者人数已占全世界人口的0.5%。CD最高患病率在欧洲为/10万，加拿大为/10万，美国为/10万。UC最高患病率分别为欧洲/10万，加拿大/10万和美国/10万。
年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20余年中，西方发达国家IBD发病率和患病率开始趋于平稳，已经处于一个平台期，而非西方国家的发病率和患病率却在呈明显增长趋势，以南美和东亚尤为明显。
90年代初日本CD患病率5.85/10万，UC患病率18.12/10万。年一项研究显示：日本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病例记录了超20万例的IBD病例，CD患病率上升到18.6/10万；UC患病率上升到57.3/10万。
香港的IBD发病率从年的0.1/10万人增加到年的超过3/10万人。CD在台湾的患病率从年的0.6/10万人增加到年的3.9/10万人，而UC的患病率从年的2.1/10万人增加到年的12.8/10万人。
中国大陆仍缺少IBD系统性流行病学研究。年-年在黑龙江省大庆市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经过标化，IBD、CD和UC的发病率分别为：1.77/10万，1.64/10万，0.13/10万，广东省中山市的IBD、CD和UC的发病率分别为：3.14/10万，2.05/10万，1.09/10万。年-年成都、西安IBD患者的研究表明，经调整年龄标化后，成都IBD发病率为0.56/10万(CD0.15/10万，UC0.42/10万)；西安发病率为0.5/10万(CD0.05/10万，UC0.41)。年国内一项对武汉IBD患者研究显示：总的IBD、UC和CD标准化发病率分别为1.96/10万和1.45/10万及0.51/10万。
我国炎症性肠病发病率男性略高于女性；还呈现区域性差异，与区域GDP呈正相关，沿海地区IBD的发病率明显较高，北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相对更多，南方则是克罗恩病患者更多。预计到年，国内将有万IBD患者。
对于IBD发病率、患病率增长如此之快，医学界做了很多流行病学分析，想以此找到IBD发病的直接相关因素。然而，相关研究结果证明，IBD病理机制非常复杂，发病诱因并非单一因素，而是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一般认为，环境、感染、免疫和遗传等因素和整体社会环境的变化，携带某些特殊基因的人群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可能引起IBD发病率增加。多因素导致的免疫性炎症在IBD的发生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诊断需要综合多种指标
IBD诊断需要临床医生结合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内镜检查、影像学检查和组织病理学检查进行综合分析。并与感染性肠炎、肠结核、缺血性肠病、恶性肿瘤、血液系统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进行充分鉴别诊断，同时更需重视密切随访，在随访过程中可不断修正诊断、调整治疗。
腹痛、腹泻、便血和体重减轻等症状持续4周以上或6个月内类似症状反复发作2次以上，临床上应怀疑IBD。若再合并发热、营养不良，或者其他地方的非感染性炎症表现，IBD发生可能性则更高。
基于证据和专家共识过程，国际炎症性肠病研究组织基本确定了用于治疗和评估IBD的潜在治疗目标，以便选择治疗方案，用药途径和评估预后。
克罗恩病疾病活动指数(Crohn’sdiseaseactivityindex，CDAI)被广泛应用于临床以评判临床症状的缓解度。Harvey-Bradshaw指数(Harvey-Bradshawindex，HBI)由于其简易性、与CDAI的强相关性而被应用于一些临床试验中。HBI评分5分为临床缓解，下降≥3分为治疗有效。
内镜评分指数是根据医生在内窥镜检查过程中，根据可以看到的情况来综合评分，以衡量疾病活动。结肠镜检查在UC评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最常用的是年Schroeder等提出的Mayo内镜评分(MES)，它按照内镜表现将UC内镜下病变严重程度分为0~3分。评分≤2分，且无单个分项评分＞1分，为临床缓解；3-5分为轻度活动；6-10分为中度活动；11-12分为重度活动。
IBD的治疗不断取得突破
虽然炎症性肠病目前没有办法治愈，但是可以通过各种治疗手段，有效的控制病情和疾病和谐共处。使用药物治疗IBD的总原则是控制疾病活动、缓解病情、减少复发、防治并发症；治疗目标是提高生活质量、稳定病情、减少疾病本身的致残性、致癌性、手术次数，尽量达到黏膜愈合和心灵愈合。
IBD治疗方案的选择建立在对病情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主要根据病情活动性的严重程度、病变累及的范围和疾病类型(复发频率、既往对治疗药物的反应、肠外表现等)制定。
目前可用的IBD治疗，包括传统治疗(如氨基水杨酸、糖皮质激素和免疫调节剂)、生物制剂(如抗TNF、抗IL-12/IL-23和抗α4β7整合素)。
传统治疗
(1)氨基水杨酸类药物不会抑制免疫系统，可降低肠道炎症，用于轻中度UC和轻度CD。
欧洲和美国指南均推荐5-氨基水杨酸(5-ASA)用于轻中度活动期UC诱导和维持缓解的一线治疗。目前，5-ASA口服药物主要有美沙拉嗪等。
(2)激素类药物短期内可有效控制疾病活动，服用过程中需定期随诊，监测骨代谢、骨密度，补充足够的钙剂和维生素D，监测血糖。临床常用的有泼尼松、氢化可的松等。对5-ASA无效的轻度活动性IBD患者可选用全身皮质类固醇。
传统治疗方法，只能缓解IBD症状，促进黏膜愈合，但难以阻止疾病进展、改变疾病进程。
生物制剂
近年来，阻断免疫性炎症反应的生物制剂，在IBD治疗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用于IBD治疗的生物制剂和小分子药物主要包括抗肿瘤坏死因子(TNF)抗体、抗整合素抗体、抗白细胞介素12/23(IL-12/IL-23)抗体、JAK抑制剂和S1P受体调节剂。
01
抗肿瘤坏死因子-α药物
抗TNF-α药物是首类被批准用于治疗中重度UC和CD的生物制剂，它彻底改变了IBD的治疗策略，并取得了显著的临床疗效。目前，已被FDA批准用于治疗IBD的抗TNF-α单克隆抗体，包括英夫利昔单抗(infliximab)、阿达木单抗(adalimumab)、戈利木单抗(golimumab)和培塞利珠单抗(certolizumabpegol)。
目前，我国可获得的抗TNF-α单抗包括英夫利昔单抗和阿达木单抗，且均已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同时一些英夫利昔单抗和阿达木单抗的生物仿制药也被批准用于临床，大大降低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02
白细胞介素(IL)抑制剂
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确定了IL-23R为IBD易感基因。构成IL-23的p40亚基与p35亚基共同构成IL-12，IL-12可通过上调转录因子STAT4和T-bet，介导初始T细胞分化成为辅助性T细胞1(Th1)并产生IFN-γ，进而介导炎症的发生发展。因此，阻断IL-12/IL-23可同时阻断Th1、Th17在IBD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细胞通路。
乌司奴单抗(ustekinumab,UST)是一种靶向IL-12和IL-23的全人IgG1单克隆抗体，能够通过与两者共享的p40亚单位相结合，阻止其与细胞表面的IL-12β1受体相结合而拮抗其发挥作用。目前，已被批准用于中重度UC和CD患者的治疗，在我国获批CD适应证，并已进入国家医保目录。
03
整合素受体拮抗剂
α4β1和α4β7整合素与内皮细胞表面的黏附分子相互作用，诱导炎症细胞从血液循环迁移至胃肠道，是IBD患者肠道慢性炎症启动和持续的重要机制之一。因此，通过阻断α4β1和α4β7整合素与其配体的相互作用，来抑制淋巴细胞转运已成为治疗IBD的重要途径。
目前，被FDA批准用于治疗IBD的整合素受体拮抗剂，包括维得利珠单抗Vedolizumab(Anti-α4β7)、那他珠单抗Natalizumab(Anti-α4)、Etrolizumab(Anti-β7)、Ontamalimab(Anti-MAdCAM-1)。
04
新型小分子药物
小分子药物因其给药方便、无免疫原性、半衰期短、制造成本低等优势为IBD的治疗提供了新选择。新型小分子药物主要包括选择性Janus激酶(JAK)抑制剂(Tofacitinib、Filgotinib、Upadacitinib等)、鞘氨醇-1-磷酸(S1P)受体调节剂(Ozanimod、Etrasimod等)和目前正在开发的其他小分子药物。
05
在研IBD新疗法选项
同种异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疗法似乎是恢复患病组织和器官功能的理想策略之一。间充质干细胞是一群具有潜在自我更新能力和多元分化能力的异质基质细胞群，代表了治疗许多免疫疾病的希望。但目前用于临床的研究仍为少数，间充质干细胞治疗炎症性肠病仍面临安全性等多方面的问题。
新一代测序技术的快速进步使许多研究能够确定IBD中肠道微生物群的改变，基于微生物群的干预措施，如粪便微生物群移植(FMT)，作为IBD的一种新型治疗选择而受到
